罗洛·梅
有人曾说过，学术专业是唯一一种你能够通过质疑事情过活的职业。在学术界，人们用讲话来代替决定或者通过所谓的“明智的暂停”而使不尽义务得以合理化，究竟有多少情况真是这样的，我不知道。——罗洛·梅
罗洛·梅把欧洲的存在主义哲学和心理学思想介绍到美国，开创了以探讨人的存在价值和生存意义为主题的美国存在心理学及人本主义心理学中主张自我选择的研究取向。他的20余部专著以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带给现代人深刻的精神启示。
《自由与命运》一书是罗洛·梅于1981年出版的其晚年的主要代表作之一。罗洛·梅以存在哲学为理论基础，以其丰富的心理治疗实践为依据，以一个艺术家的富有想象力的深刻思考，引经据典地分析了西方社会关于自由和命运的历史发展及其思想内涵，并结合20世纪80年代之前美国社会的现实，深入浅出地剖析了美国社会和现代人的精神生活。其中不乏给人带来深刻思想启示的经典语句。可以说，这是一部读来发人深省、让人禁不住掩卷长思的人生启迪之书。
1. 人类的这种固执和对立的倾向让我们思考这个问题，对人类自由来说，反叛是必要而不可避免的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已经看到，只有当有某种与之相对立的东西，把它剥夺了的时候，自由才为人们所知。因此，自由这个词总是伴随着诸如抵抗(resist)、反对(oppose)、反叛(rebel)这类动词。
2. 在我们的时代关于自由的混乱是，我们把自由想象为一张不能拉紧的弦的弓，或者是一个绷紧的却不能产生音乐的里拉琴。美国《独立宣言》告诉我们，我们天生就是自由的，因此我们就设想，根本就不存在任何限制。这样，自由便失去了其生机活力；就像壁炉里发出的火焰，正当我们最需要它的时候，它却消失了。
3. 就像是如果要使我们自己摆脱神经症的焦虑，就必须接受正常焦虑一样，所以，如果我们想要从我们问题的强迫性和神经质中获得自由，那么接受生活的正常悖论——爱与恨、生与死——就是必要的。
4. 在人们能够自由地在街上行走和在边疆的城镇里饲养家畜之前，法律和秩序都是必要的。安全是自由的对立面，但是，要想使自由从根本上存在，又必须有某种程度的安全
5. 只有当一个人有责任能力时，他才是自由的，这种悖论在自由的每一个关键之处上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相反的情况也同样是真实的。只有当一个人是自由的时候，他才能负起责任。这就是为什么主张我们是完全被决定的这种论点会造成不负责任的原因。你必须觉察到，你的决定完全取决于是否要为他们负起责任。
6. 自由是一种走出去(moving out)而同时保持着与人们，尤其是在家里与母亲的人际联系。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有一种微妙的平衡。如果徘徊得太少并且对家有太多的依赖，自由就可能为了安全而屈服，这样做的结果就成为对自由的逃避。
7. 虽然我们知道，自由的终极意义难以理解，但我们仍然可以尽我们所能给这个术语下个定义。第一个定义是在日常行为领域的心理学层面下的：自由是在同时面对来自许多方向的刺激时停顿一下的能力，在这个停顿时期，依据个人价值做出某种反应，而不是另一种反应。
8. 自由在持续不断地创造着它自己。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说，自由就是扩展。自由有一种无限的性质。总的说来，这一套常新的可能性就是心理学家回避这个主题的一部分原因，因为自由不能像心理学家们惯常所做的研究那样明确。
9. 当有人告诉我们，“我是怎样发现自由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有某些东西是虚假的。
10. 自由，就其本质而言，是难以捉摸的。由于这个词的易变性，人们对此很难下定义：自由总是在变动。你可以宣称那不是你所要的东西，或者那是你想要摆脱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摆脱”（freedom from）这个短语绝不应该受到忽视的原因。
11. 因为如果患者从未感受到失望，他是否能感受到在表面之下的任何事物，这是值得怀疑的。来访者的这种体验肯定是有价值的，不管怎么说，他再也没有什么更多的东西可以丧失了，因此他完全可以产生必要的飞跃。
12. 在我们的社会中，我们把愤怒(anger)与不满(resent-ment)相混淆，不满是一种被压抑的愤怒，不断地在我们的内部侵蚀着。我们在不满中储存着弹药，以便向我们的同伴“进行报复”，但我们却从未直接以可能解决问题的方式进行交流。正如尼采如此明白地指出的，把愤怒转换成为不满是一种中产阶级的疾病。
13. 我们所听说的关于愤怒心理学的最多的说法是，愤怒会蒙蔽我们的视线，使我们相互之间产生误解，而且通常会使一种理性、清晰的生活观所必需的冷静受到干扰。人们指出，愤怒会剥夺人的自由。以上所说句句是实。但是，这种说法却是片面的；它忽略了愤怒的建设性的方面。
14. 我们知道，有创造性的人常常具有这种不幸的家庭背景。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以及是怎样形成的，这仍然是一个谜，其答案就像斯芬克斯的来历一样尚未揭晓。
15. 神经症问题似乎经常是与命运有关的，它们会在一个人生涯的特定时刻以命令的形式出现，即个体要面对自身内部的这种或那种独特的情结。从这种观点来看，这些心理问题就是一些貌似灾祸但实际会使人得福的事情。它们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通过一种源自这个人自己需要的内部命运而产生的。
16. 如果我们想要获得自由，我们在这样做时就必须要有胆量和深刻的思想，在事关我们命运的斗争中决不退缩。
17. 心理健康运动强调健康的定义是“没有焦虑的自由”。但是，当人们发现这在一般生活中是不可能的时候，人们便假设，获得这种“自由”的最快捷的方式就是通过酒精和镇静剂药物。
18. 正如托尔斯泰（Tolstoy)的片面论点所言，是伟人创造了历史；历史也在许多紧急关头创造了伟人。有些人会受到呼唤，成为历史所要求的时代潮流的先锋。因此，如果不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20世纪初创立了精神分析，那么，也会有人以相同的名称把它创造出来。
19. 这个悖论就是，自由把生命活力归功于命运，而命运则把自己的意义归功于自由。我们的才能，我们的天赋，都被暂时借走了，但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被死亡，被疾病，或被任何其他我们无法直接控制的无以数计的事情呼唤回来。自由就是我们生命的基础，但它也是不确定的。
20. 对自由的攻击，以及对它的嘲弄，都是可以预见的对神话的解构(mythoclasm)。当一个伟大的真理宣告破产的时候，这种现象总是会出现。在对神话解构时，人们对他们过去经常表示崇敬的事物进行攻击和嘲讽。
21. 问题在于，任何一种极端选择——责备一切都是由环境造成的，或者把一切都归因于自己内部，就像人类潜能运动经常做的那样——都是错误的。两者都否认自由。但是，人类还有第三种可能性：他们能够选择什么时候受制于人，以及他们是否能够对他人发挥作用。
22. 自由和焦虑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绝不可能只有一面而没有另一面。焦虑是伴随着一种前无古人的看法或观点的诞生而出现的，是兴奋与热情的一部分和主要部分，它以其独特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
23. 对存在的自由，这一我称之为基本自由的东西来说，这种暂停尤为重要。因为正是在这种暂停中我们才体验到自由产生于其中的背景关系。在这种暂停中我们徘徊、反思、感觉敬畏，并想象永恒。这种暂停是我们向自由和命运的概念开放我们自己的时刻。
24. 在我们西方的思想和宗教的危机中，东方的智慧是作为一种矫正出现的。这种智慧使我们回想起在我们自己的神秘传统中已经被遗忘了的那种真理，例如，感到上帝同在的出神、沉思，以及尤其是暂停的意义。
25. 这个暂停的概念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正是在这种暂停中，人们才学会了倾听寂静(listen to silence)。我们能够听到我们在正常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听到的无数的声音。
26. 性和与之相伴的亲密关系是人类存在如此基本的一部分，以致一个人不可能把它们与人的价值观分离开。认为性和价值观是完全相互分离的，不仅会阻碍人的自由发展，而且会使性的社会问题变得无法解决。对性的道德关注是以接受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以及对自己的责任为转移的。
27. 据说卖淫可以解除紧张；假面舞会可以解除具有太多意识的永久负担；青少年的性是对迷失方向的一种解除；离了婚的人的乱交是对受了伤的自尊的痛苦的一种解除。如果没有亲密关系的性不能增进个性的自由，至少它能够为以后的成长做好准备。
28. 我们的时代在历史上第一次有了避孕药，但同时我们对应该怎么办感到很困惑。这种药使一种新的性态度成为可能。但是，人际关系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把性——这种人类身体关系中最亲密的东西—一置身于非亲密关系中，对个人自由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29. 命运就是人在爱中的行动。这些自我关爱和爱另一个人的辩证逻辑的两极结下丰硕的成果并相互加强。幸运的是，这种悖论既没有被逃避也无须解决，而是必须共处在一起
30. 要想自由地爱其他人，就要求自我肯定，要坚持自己的主张。同时，它还要求要有温情、肯定他人、尽可能地不去争胜负、有时为了被爱的人的利益而进行自我克制，以及相互怜悯和宽恕的古老美德。
31. 如果你恨你自己，你就不能爱别人，这个老生常谈的说法是真实的。但是，与此相反的逆命题——如果你爱你自己，你将自动地爱别人——却不是真实的。
32. 20世纪60年代的年轻人所面对的，这种自我的非现实性导致了在一个比以前更大规模地对精神病的恐惧。对他们中的年长者来说，所有这些强迫困扰的现象——刻板、空洞、缺乏感情——都是对精神病的预防。
33. 如果在人类关系中没有任何限制，没有任何不可能去的地方，那么就不可能有令人满意的关系。潜意识的概念过去经常被用来提供这些东西，但是现在，当每一个人都十分坦率的时候，它就不再可行了。完全的自我透明，不把其作为一种理想的价值目标来凸显，它就变得不可能实现甚至是令人讨厌的。
34. 如果我们相信死亡是简单和轻而易举地来保护自己免遭死亡的恐惧，那么生活就会变得乏味而空虚，自由的概念也没有什么意义。
35. 没有人知道在死亡界限之外还有什么。但是，如果除了消亡之外还有任何别的东西的话，我们可以肯定，在时间飞逝的这个短暂的间隔，为此所能做得最好的准备就是，超越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创造性，尽可能全面地体验和贡献出我们所能做的一切。
36. 我们对死亡的觉知是命运的一个最生动和最令人信服的例子。因为实质上一切都随着时间流逝会死亡，所以我说的是对死亡的觉知而不仅仅是死亡。他们有一个词来表述死亡，他们预见到死亡，他们在想象中体验到死亡。
37. 命运和自由形成了一种悖论，一种辩证关系。对此我的意思是说，它们是相互需要的对立物——就像白天和黑夜、夏天和冬天、上帝与魔鬼一样。从与命运力量的交会中产生了我们的可能性、我们的机会。在与命运的结合中我们的自由诞生了，就像白天战胜了黑夜，光也随之而至一样。
38. 我们否认命运的压力来自于我们的不安全性，我们对受到排斥的恐惧，我们的害怕和焦虑，以及我们缺乏冒险的勇气。反过来，这些又主要地源自顺从的压力：与其他人一样是比较安全的。这样，这种生命蓝图，这种本真的模式，就被远远地抛在后面。
39. 我们的命运不可能被抵消；我们不可能消除它或者用任何别的东西来替代它。但是，我们能够选择我们将怎样作出反应，我们将怎样利用我们了解的自己的那些才能。命运是在社会学判断和道德判断之前对我们的状况进行描述的一个术语。命运是原型和本体论的术语；它指的是一个人在每一时刻的最初体验。
40. 当个体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产生了自我意识时，就会出现从决定论向命运的转换。意识的出现创造了人类对其命运作出的反应得以在其中出现的背景关系。
41. 自由与决定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它们两者都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运作。如果我们要么拒绝接受自由，要么拒绝接受决定论，我们就会减少我们生活的可能性。
42. 在西方世界我们把自由体验为个人的自我表达，而在东方，自由则被体验为参与。在后者中，一个人更多地生活在共同体的背景关系中，他的自由来自对该群体的参与。
43. 自由是一种人类现象——就是说，所有的人类都在某种程度上体验过它。但是，它也是一种文化的产物，因此在全世界自由的意义有很多的变式。在这些年里，最重大的区别是西方的自由与东方的自由之间的区别。
44. 我们需要在这里强调，贯穿本书的重点是，命运总是作为限制因素出现，它可能会使获得自由的斗争比最初所想象的更加困难。对女性主义运动来说就是如此；这些成员并没有把她们的根扎得足够深，以支撑以后将会受到的冲击。
45. 反叛可以在我们心理成长的每一时刻所忍受的再生的体验中被辨别出来。当然，“正常的”反叛可以在青少年身上最清楚地看到，他们反对其父母所代表的东西，而愿意创造一个新的、属于他自己的自由世界。
46. 艺术家在发挥推翻现存价值观方面的功能时，也在建构一种新的秩序，他激起冲突以便使情绪上死亡的人恢复生机——这确实是一个值得称赞的目标啊！
47. 在1980年夏季政治大会的发言中，值得注意的是，发言者越是保守和反动，他就越倾向于使用“自由”这个词语。这使人想起了贾克斯·埃鲁尔（Jacques Ellul）说过的关于人的一句话：“当他认为他很舒适地置身于自由之中时，他却是最受控制的。”
48. 我们知道，没有权力就相当于受奴役。如果人们想要获得自由，他们就必须要以自主和责任的形式拥有相等的个人权力，这是不言而喻的。
49. 任性是无视命运的自由，没有像黑夜之于白天那样的作为本真自由之基础的限制。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组成自由的成分就是，你怎样面对你的局限性，你怎样在日常生活中投身于自己的命运。
50. 自由与存在的这种同一性得到了这一事实的证明：在选择的那一刻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体验为真实的。当一个人宣称“我能”或“我选择”或“我将要”的时候，一个人便感受到了他自己的意义，因为奴隶是不可能宣称这些事情的。
51. 虽然个人自由的这种独特性在历史上得到过人们心照不宣的承认，但存在主义者却一直把他们的哲学核心建立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谢林这位早期存在主义者一再强调，“人天生就是行动的而不是思索的”，他还宣称，“所有哲学的开端和终结就是——自由”。
52. 如果没有自由，任何价值都不值一提。在这个对公共福祉和私人荣誉的关心都分崩离析的时代，在这个价值观死亡的时代，我们的复原——如果我们想要达到这种复原的话——就必须建立在我们与所有价值观的这个根源（即自由）和谐一致的基础上。
53. 自由是所有价值观之母，在这一点上自由也是独特的。如果 我们考虑一下诸如诚实、爱或勇气这类价值观，我们就会发现， 真是非常奇怪，它们都不能与自由这种价值观相提并论。因为其 他价值观都是从自由中获得其价值的；它们依赖于自由。
54. 自由的本质恰恰就在于其本性不是被给予。其功能是改变其本性，成为一个与它在任何一个特定时刻的样子不同的东西。自由是发展的可能性，是一个人生命的提升；或者也可能是退缩、沉默、否认自己的成长或使之荒谬不堪。
55. 人类经验中的其他每一种现实都是依其本性而成为其然的。心脏跳动、眼睛看见，是它们的本性驱使它们行其所为的。
56. 政治自由确实应该受到人们的珍爱。但是，没有一种政治自由不是必然受限于创造了这个国家的那些个体的内在个人自由。一个由墨守成规者组成的国家是没有自由的，没有一个自由的国家是由机器人组成的。
57. 罗洛·梅区分出两种焦虑：正常焦虑和神经症焦虑。正常焦虑是人成长的一部分。当人意识到生老病死不可避免时，就会产生焦虑。此时重要的是直面焦虑和焦虑背后的威胁，从而更好地过当下的生活。神经症焦虑是对客观威胁作出的不适当的反应。人使用防御机制应对焦虑，并在内心冲突中出现退行。
58. 自我世界需要人的自我意识作为前提，现代人之所以失落精神活力，就在于放弃了自我世界，缺乏明确而坚强的自我意识，由此导致人际世界的表面化和虚伪化。
59. 看待一个人，尤其是其心理健康状况如何，应当视其对自身的感受而定。存在感越强、越深刻，个人自由选择的范围就越广，人的意志和决定就越具有创造性和责任感，人对自己命运的控制能力就越强。
60. 罗洛·梅关于人的存在的观点最为核心的是存在感。所谓存在感，就是指人对自身存在的经验。他认为，人不同于动物之处，就在于他具有自我存在的意识，能够意识到自身的存在，这就是存在感。
